在毛泽东去世后，坊间一度有诸种传说，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当时笔者正处于中学和大学时代，对毛泽东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当然只能人云亦云，认为毛泽东长于军事短于经济。
但是，随着笔者年龄的成长，以及对毛泽东研究的逐步深入，才发现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军事家，更是伟大的经济学家，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建设时代，其有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就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远远领先于时代，其许多有关经济的思想与方法，即使在当今已经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启迪。
通读《毛泽东选集》，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从1933年8月12日开始，《毛泽东选集》中选录的文章，先后是《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之后，《毛泽东选集》的入选文章，突然进入抗日战争时代，先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然后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后是《实践论》、《矛盾论》。
通读《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我们会惊然的发现，从1931年11月初的“赣南会议”开始，毛泽东的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被斥责为“狭隘经验论”。
此后，毛泽东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在1932年10月3日至8日召开的著名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严厉的“错误”批评和“指责”：
“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计不足”，“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战争指挥全责”，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
由此，在毛泽东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为严重的“打击”开始了。
与瞿秋白同志在遭遇巨大打击之后消沉不同，毛泽东在被“剥夺军权”之后，依然“忍辱负重”，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开始红军“长征”之前，毛泽东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依然肩负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职责，“尽心尽力”地抓起“经济工作”来。
学习毛泽东在此时期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我们得到的战略启发如下：
第一，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从《古田会议决议》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明确，人民军队是“战略定位”，人民战争是“商业模式”，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方法论”，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核心是“人民”。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没有人民的依靠和依托，也没有这支军队的一切。
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从来惜墨如金的毛泽东，在此不惜“婆婆妈妈”的说道：
“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
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为了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
那么，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第二，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大筑“乌龟壳”—碉堡，毛泽东清醒地指出：
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第三，重要的问题是“方法”，不但要提出任务，“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方法。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
无数的组织，在战略执行中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是“执行的方法”出了问题。
“出主意”，“用干部”，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重要主题。
“出主意”，显然是个“方法”的问题。
仅仅提出“问题”，而不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不是领导，更不是有“水平的”的领导。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仅仅告诉下属“做什么”，那是不够的。毛泽东告诉我们，不仅要告诉下属“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告诉下属“怎么做”和“为什么做”，这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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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去世后，坊间一度有诸种传说，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当时笔者正处于中学和大学时代，对毛泽东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当然只能人云亦云，认为毛泽东长于军事短于经济。
但是，随着笔者年龄的成长，以及对毛泽东研究的逐步深入，才发现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军事家，更是伟大的经济学家，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建设时代，其有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就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远远领先于时代，其许多有关经济的思想与方法，即使在当今已经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启迪。
通读《毛泽东选集》，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从1933年8月12日开始，《毛泽东选集》中选录的文章，先后是《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之后，《毛泽东选集》的入选文章，突然进入抗日战争时代，先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然后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后是《实践论》、《矛盾论》。
通读《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我们会惊然的发现，从1931年11月初的“赣南会议”开始，毛泽东的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被斥责为“狭隘经验论”。
此后，毛泽东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在1932年10月3日至8日召开的著名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严厉的“错误”批评和“指责”：
“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计不足”，“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战争指挥全责”，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
由此，在毛泽东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为严重的“打击”开始了。
与瞿秋白同志在遭遇巨大打击之后消沉不同，毛泽东在被“剥夺军权”之后，依然“忍辱负重”，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开始红军“长征”之前，毛泽东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依然肩负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职责，“尽心尽力”地抓起“经济工作”来。
学习毛泽东在此时期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我们得到的战略启发如下：
第一，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从《古田会议决议》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明确，人民军队是“战略定位”，人民战争是“商业模式”，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方法论”，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核心是“人民”。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没有人民的依靠和依托，也没有这支军队的一切。
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从来惜墨如金的毛泽东，在此不惜“婆婆妈妈”的说道：
“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
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为了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
那么，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第二，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大筑“乌龟壳”—碉堡，毛泽东清醒地指出：
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第三，重要的问题是“方法”，不但要提出任务，“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方法。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
无数的组织，在战略执行中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是“执行的方法”出了问题。
“出主意”，“用干部”，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重要主题。
“出主意”，显然是个“方法”的问题。
仅仅提出“问题”，而不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不是领导，更不是有“水平的”的领导。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仅仅告诉下属“做什么”，那是不够的。毛泽东告诉我们，不仅要告诉下属“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告诉下属“怎么做”和“为什么做”，这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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