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泽东学战略•毛泽东战略“四力”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有四种“力量”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预见力”、“组织力”、“实践力”和“修正力”。

首先是“预见力”。毛主席在党的七大结论报告中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能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胜利。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1916年7月25日，时年24岁的毛泽东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说，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1937年，二十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为何拥有如此准确的“预见力”？一句话，研究历史。未来从哪里来？未来从历史中来。事物的发展，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凭空而来，更不会拐急弯。历史的发展是“大抛物线”。看不清未来，要么是不用心，要么是站位太低。站在月球上看地球，一定是曲线而非平面。毛泽东之所以拥有惊人的准确的战略“预见力”，与他熟读历史是由必然的关系的。

第二是“组织力”。仅仅有“预见力”而没有“组织力”，那只是个“预言家”而非“战略家”，真正的“战略家”一定是“组织家”，唯有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才能将战略落地所需要的各种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等精心地组织起来，为战略落地提供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基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展现出了他惊人的“组织能力”。从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他组织学生志愿军，收缴北洋军阀3000人溃军枪支；到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从1919年毛泽东发动驱除军阀张敬尧于湖南，到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实施“三湾整编”，将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天才的组织能力与其战略预见能力是同步成长的。“组织起来”，是毛泽东一系列战略雄文的“关键词”之一。

第三是“实践力”。战略家和战略理论家最大的的区别，是知行合一，是实践，是行动。马克思说，我们的哲学是改造世界，而非解释世界。战略家通过战略预见和建立组织，目的是为了实践，通过行动改造世界。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真正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战略家只有毛泽东和孙子。毛泽东的“实践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善于调查研究；二是立即将调查研究形成的正确理论付诸和指导实践。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之后，一贯善于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在与袁文才手下一个老兵的交谈中，毛泽东发现了井冈山“绿林队伍”生存的诀窍是“打圈”。所谓“打圈”就是和官兵“兜圈子”，充分利用井冈山的特殊地理环境，将官兵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毛泽东调查之后说，“打圈”可以解决生存问题；如果再学会“打仗”，就可以消灭敌人，就可以发展。从“打圈”到“打仗”，毛泽东的游击战“十六字”法则就是如此诞生并付诸实践，毛泽东全部的军事战略思想由此发轫并发扬光大。

第四是“修正力”。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是在迂回曲折中前进的，这世界从来没有就没有“直线”。红军长征中，毛泽东在《行军告示》中说，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所有这一切讲的就是，在战略预见的正确大方向下，在具体执行中还要灵活机动。拥有战略执行的强大的“修正力”，即随时调整和纠偏能力，是战略落地的必要条件。“四渡赤水”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活打”，而非“死打”，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典型特点。全面抗战开始后，“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在给“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中写道，“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一直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