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泽东学战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共和国群星璀璨的将帅中，林彪是个“独特”的人。

文弱书生、静若处子、不擅交际、极端自尊、用词简洁精准、喜欢“背地图”、喜欢“琢磨”“打巧仗”、战术天才、“敢犯龙颜”，等等，皆不足以给“林总”准确“画像”。一句话，“林总”既是共和国将帅中少有的正宗“黄埔生”，又是共和国将帅中少有的“喜欢用心打仗”的人。

正因为喜欢“用心”、“用脑”打仗，“喜欢琢磨”问题，“林总”从井冈山时代开始，就被毛泽东卓越的战略智慧和领袖风范所吸引，积极地追随毛泽东。但是，当面对革命低潮，以及“对于识局的估量”充满悲观情绪的时候，“林总”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千古一问”。

“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是“天才”战术家的“天才”之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伟大”战略家的“伟大”回答。“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迂回曲折”、“以迂为直”是战略之路，战略从来是“间接的”，是“曲线”，而非“直接”和“直线”。

面对林彪的“天才”之问，刚刚开完“古田会议”的毛泽东，不顾大病初愈的身体虚弱，于1930年1月5日，以书信的形式给了林彪“振聋发聩”的回答。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我们的战略启发，主要有：

第一，在战略关节点，要及时回答下属提出的“为什么”。管理就是解决问题，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做“三大”问题。在无数的企业中，战略之所以不能落地，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原因在于企业的高层和员工不知道、不懂得“为什么”这么做。

战略的制定从“做什么”开始，战略的执行从“为什么”开始。告诉下属“为什么”，是一把手的“天职”。

所以，接到林彪充满悲观情绪，并且具有相当“代表性”的“元旦贺信”后，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革命导师的“谆谆教诲”之情，给林彪和“林彪们”画出了一幅中国革命战略未来的“清晰蓝图”，使林彪和“林彪们”消除了疑虑，破除了悲观，坚定了革命信心。

第二，只有结合国际大格局和国内小格局做深入分析，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许多企业的战略制定为什么失败，失败就失败在就企业规划企业，就今天规划今天。所有的组织都是生存在一定的环境中，战略是组织能力和环境互动的产物。没有对环境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和精准预见，就没有企业的未来。

毛泽东针对“林彪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等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第三，只有洞察本质，才能对敌我力量做出科学的估量；只有对敌我力量做出科学的估量，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战略对策。在做企业战略分析的时候，竞争对手的分析是重中之重，但许多企业恰恰由于对竞争对手的分析过于简单和形式化，从而导致了“竞争战略”的“失效”。

在对竞争对手进行分析时，毛泽东写道：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第四，只有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才能做出科学的战略决策。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重要矛盾是决定企业发展战略方向和政策策略的主要力量，因此战略决策必须要善于捕捉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重要矛盾。

在分析引起中国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时，毛泽东写道：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最后毛泽东总结道：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第五，战略预见是预先看到事物发展的前途趋向，而不是机械地规定时日。善于预见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从而掌握驾驭历史事变进程的本领，是一切伟大战略家的重要品格。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胜利，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透过上述分析，毛泽东通过准确把握“现实性”和“可能性”辩证关系，通过透过现象抓本质，通过“执因果而看历史”，通过详细分析各种矛盾及矛盾的各个方面，精准地预见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未来，引领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走向，照亮了革命队伍前进的方向，厘清了缠绕在同志们心头的悲观主义的阴霾。

最后，毛泽东在文章的末尾，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笔触写道：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文章的末尾，我想说的是，1969年9月，极度自尊的“林总”在重游井冈山时，填写了两首《西江月•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茫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名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