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泽东学战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作为一个专门从事战略研究的工作者，我很大一部分时间与讲台和讲台下的学生打交道。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微信朋友圈，总是有学生向我询问：老师，如果想学习和研究战略，应当读哪些书籍？

在这个知识和书籍“过剩”，而读书人“稀缺”的时代，每当遇到这些“孺子可教”的好学生时，我总是不厌其烦，“荐”而不倦。

但是，在我列出的长长的书单中，名列第一的永远是《毛泽东选集》。悲哀的是，面对这个刚刚故去不过40年——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家时，竟然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对他是那样的陌生，当然也包括他的书籍。

英国著名战略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他的名著《战略：一部历史》中，曾非常感慨地写到：“在单凭力量对比注定要失败的情况下，真正考验创造力的是弱者战略。擅用弱者战略的人会运用超常智慧，随时留意成功的机会。力量较强的一方往往对自身的优势资源习以为常，其策略不免单调、呆板、力量有余而机智不足……靠智慧取胜更能给人带来满足感。”

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擅用“弱者战略”的人。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是在实力和资源处于严重劣势的情况下，依靠他超人的战略思维，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了一系列人类战争史和战略史上——以弱胜强，以小博大的人间奇迹，从而使他迈入了世界超一流战略家的行列。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写作于1925年12月1日，时年毛泽东32岁。

对于喜欢读书写作，此前已经写出诸多著作的毛泽东来说，在选编自己的选集时，将这篇文章作为开篇，可见这篇文章在毛泽东自己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在这篇战略雄文中，毛泽东教导我们思考和研究战略要做好“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所有的战略问题，首先是从准确地“定位客户”、“识别对手”开始。

在西方的战略理论中，最早谈这个问题的，非德鲁克先生莫属。

1954年，早于安索夫先生10年，德鲁克在他撰写的《事业理论》一文中，对“我们的业务是什么？我们的业务将来是什么？我们的业务应该是什么？”三个问题提出发问。

进而，德鲁克先生启发我们，企业必须要在组织之外，回答清楚“谁是我们的客户？客户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给客户创造的价值应该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如此才能回答上述的“三个问题”。

但是，整整比德鲁克提前了30年，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就振聋发聩地写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对比来看，德鲁克《事业理论》的发问简直是对毛泽东发问的高水平的“抄袭”，但不如毛泽东更直接、简洁与深刻。

我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天下不会有两种真理”。如此，我们也明白了什么叫“阳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教会我们的另一件事情是要学会“结构化”思维。

在战略学中，“结构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和方法。因为这个概念和方法的重要，世界著名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顾问们，曾写了很多的书籍，来教会大家正确使用，如《金字塔原理》、《麦肯锡意识》、《麦肯锡方法》等等，至今依然拥满畅销书的书架。

为了找到自己的“客户”，同时准确界定自己的“敌人”，毛泽东超前麦肯锡咨询公司等N年，就用“结构化”分析方法，详尽地分析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中国当时社会的“五大”阶级。

尤其发人深省的是，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醒道，中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发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通过科学的“结构化”分析，进而精准地“定位客户”、“识别对手”，从而实现“战略预见”和实施“战略指导”，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这就是战略家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