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不是理论，而是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大革命失败后，经过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共产党人从屠杀和被屠杀中得出的结论。
抗战甫一结束，蒋介石为独占抗战胜利果实，打击削弱共产党，提出了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借口“统一军令”、“统一政令”，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
面对一些主张“中间路线”的“第三方”人士，被蒋介石做出的和平假象所迷惑，要求中共在军事上做出重大让步的论调，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
从秋收起义失败走向井冈山开始，毛泽东没有一天不在思考，什么是人民的军队，如何才能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作为毛泽东军事理论思想的“三大”组成部分，人民军队是第一位的。如果用今天的管理学理论来说，人民军队是战略定位，人民战争是商业模式，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方法论。
1927年9月29日，在率领失败的起义队伍奔赴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举行了著名的“三湾整编”，实施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的改革。
“三湾整编”是毛泽东探索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开始。但是，由于军情紧张和探索创新的艰难曲折，这仅仅是个开端。
鉴于红军的成分，主要由“北伐军的雇佣兵”，“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和城市无产者”，以及“从敌军中过来的俘虏兵”构成，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地反映到党内和军内来，造成了官兵思想的严重混乱。
毛泽东在写于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部分，对诸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
一句话，这支刚刚成立的队伍，既需要“铸魂”，又需要“律纪”；既需要“导航”，还需要“定责”。
古田会议，是在红四军党和军队高层存在巨大分歧，以及中共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召开的。
古田会议之前，在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迫离开由他亲手创建的红四军，并一度身患重病，甚至连远在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都发了1000多字的讣告。
在中央“九月来信”的基础上，1929年12月28日和29日，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30000多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在部队建设上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从此，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和艰难挫折，这支军队的“人民军队”的战略定位，就再也没有变过。
重读30000多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无论是对初创的、成长型的，还是处于战略变革的组织，都会有“醍醐灌顶”的教益和“无穷无尽”的启发。
第一，战略是方向。正如毛泽东在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中所写，“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战略首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
《决议》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以“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支部建在连上”的“顶层设计”+“底层逻辑”，为“党指挥枪”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二，战略是定位。《古田会决议》首次对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作出了明确规定，从而完成了对红军这支“人民军队”的精准和科学定位。《决议》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明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
为了实践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红军的任务不能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因此，红军的战略定位首先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红军的战略定位是“三队合一”。
第三，战略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并且辩证统一。《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在省级地方政权机关未建立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行军、作战、宿营、给养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
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
《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与此同时，《决议》还就实施民主制度，坚持“官兵一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坚持“军民一致”；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之敌的同时，坚持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等作出了一些列明确规定。
这一些列规定和决定，不仅系统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而且为这支军队“铸魂”、“律纪”、“导航、“定责”，使人民军队以强大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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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毛泽东学战略•古田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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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不是理论，而是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大革命失败后，经过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共产党人从屠杀和被屠杀中得出的结论。
抗战甫一结束，蒋介石为独占抗战胜利果实，打击削弱共产党，提出了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借口“统一军令”、“统一政令”，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
面对一些主张“中间路线”的“第三方”人士，被蒋介石做出的和平假象所迷惑，要求中共在军事上做出重大让步的论调，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
从秋收起义失败走向井冈山开始，毛泽东没有一天不在思考，什么是人民的军队，如何才能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作为毛泽东军事理论思想的“三大”组成部分，人民军队是第一位的。如果用今天的管理学理论来说，人民军队是战略定位，人民战争是商业模式，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方法论。
1927年9月29日，在率领失败的起义队伍奔赴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举行了著名的“三湾整编”，实施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的改革。
“三湾整编”是毛泽东探索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开始。但是，由于军情紧张和探索创新的艰难曲折，这仅仅是个开端。
鉴于红军的成分，主要由“北伐军的雇佣兵”，“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和城市无产者”，以及“从敌军中过来的俘虏兵”构成，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地反映到党内和军内来，造成了官兵思想的严重混乱。
毛泽东在写于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部分，对诸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
一句话，这支刚刚成立的队伍，既需要“铸魂”，又需要“律纪”；既需要“导航”，还需要“定责”。
古田会议，是在红四军党和军队高层存在巨大分歧，以及中共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召开的。
古田会议之前，在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迫离开由他亲手创建的红四军，并一度身患重病，甚至连远在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都发了1000多字的讣告。
在中央“九月来信”的基础上，1929年12月28日和29日，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30000多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在部队建设上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从此，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和艰难挫折，这支军队的“人民军队”的战略定位，就再也没有变过。
重读30000多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无论是对初创的、成长型的，还是处于战略变革的组织，都会有“醍醐灌顶”的教益和“无穷无尽”的启发。
第一，战略是方向。正如毛泽东在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中所写，“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战略首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
《决议》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以“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支部建在连上”的“顶层设计”+“底层逻辑”，为“党指挥枪”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二，战略是定位。《古田会决议》首次对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作出了明确规定，从而完成了对红军这支“人民军队”的精准和科学定位。《决议》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明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
为了实践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红军的任务不能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因此，红军的战略定位首先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红军的战略定位是“三队合一”。
第三，战略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并且辩证统一。《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在省级地方政权机关未建立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行军、作战、宿营、给养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
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
《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与此同时，《决议》还就实施民主制度，坚持“官兵一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坚持“军民一致”；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之敌的同时，坚持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等作出了一些列明确规定。
这一些列规定和决定，不仅系统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而且为这支军队“铸魂”、“律纪”、“导航、“定责”，使人民军队以强大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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