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是曲线,战略是间接,战略是迂回,战略是弯路。
“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是理论上的。
从战略角度讲,通往罗马最笔直的那条路上,一定是埋伏了太多的敌人,埋满了太多的地雷。
1935年11月5日,在成功结束万里长征,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时,毛泽东向随行将士讲话,对长征做了系统总结: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367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那就是从江西向西北陕北的一条西北方向的直线,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红军长征走过的详细路线,那是一条在无数迂回曲折中之中,在曲线中走出的直线。
华为总裁任正非曾经说过,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并不是一条直线,也许是不断左右摇摆的曲线,在某些时段来说,还会划一个圈,但是我们离得远一些或粗一些来看,它的方向仍是紧紧地指着前方。
熟读《毛选》并且活学活用的任正非,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也是当今中国最杰出的战略家和企业家。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因此,战略的正确首先是方向的正确,但方向的正确,只能是大致的正确,而非是用三角板在地图上画出笔直直线式的正确。
纵观红军长征万里大转移,转移的方向到底是去哪里?其实是经历的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
在血战湘江,红军主力部队由8.6万人锐减到3人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否决了原定的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因为,蒋介石已经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了20万军队,设置了四道防堵线,准备好了“大口袋”等待红军往里钻。
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从放弃在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到计划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再到计划在程度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再计划到甘南建立根据地,一直到最后将革命的大本营奠基陕北。
在寻求新的根据地建设目标上,红军就像“四渡赤水”一样,走过了一个曲曲折折的过程。
但是,正如任正非所说,红军场长征“往北走”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并不是一条直线,是不断左右摇摆的曲线,在某些时段来说,还会划一个圈。
学习研究毛泽东以迂为直的战略思想,我们会有以下启发和教义:
第一,大方向一定要正确。
一个组织的发展,之所以“不能以战术的勤奋弥补战略的懒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方向的正确。
一旦方向错了,执行力越是强大,那么和失败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
所以毛泽东给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是: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首先是“方向”,“方向”错了,全盘皆输。
在前几年互联网思维如日中天,被无数企业奉为“圭臬”的时候,拥有清醒战略头脑的任正非不为此所动,并不断的告诫华为的高管,不要迷信互联网思维,要坚信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管道”会越来越粗,粗的就像“太平洋”。
正是任正非在战略方向上的正确判断,才使华为的航船没有偏离“战略的主航道”。
第二,在坚持大方向一定要正确的前提下,要允许试错,要允许暂时的局部的曲折。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但人性的弱点是,即便明明知道正确的“大方向”,但面对现实的“曲折”时,依然会有动摇,会有怨气,会有犹疑,会有徘徊。
所以,即便如林彪那样高水平的将领,面对迂回曲折“尽走弓背路”时,不但发出抱怨,竟然给中央写了“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糊涂的信。
为了让大家明白“以迂为直”、“迂回曲折”、“走弓背路”的战略道理,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曾亲笔写过一张《行军告示》: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
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
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
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
针对要允许战术上“犯错”和“试错”,熟读《毛选》的任正非说:
不以成败论英雄,从失败中提取成功的因子,总结,肯定,表扬,使探索持续不断。对未来的探索本来就没有“失败”这个名词,不完美的英雄,也是英雄。
鼓舞人们不断地献身科学,不断地探索,使“失败”的人才、经验继续留在我们的队伍里,我们会更成熟,我们要理解歪瓜裂枣,允许黑天鹅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起来。
第三,要拥有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
越是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走白天路、黑夜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人越是容易迷失方向。
正如古诗所云: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山穷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想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除了必须要拥有科学的战略思维和正确的战略方向之外,关键是要在组织的内部形成学习战略和研究战略的浓厚风气,培养干部员工善于将自己的工作的局部,放到组织战略的全局上去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的好习惯。
正如毛泽东所说: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
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努力“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在此基础上,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战略定力:
战略定力问题,是一个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社会全面开放,国内国外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甚至各种奇谈怪论多的很,众说纷纭,泥沙俱下,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在这样的复杂环境里,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定力是很要紧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就容易出现心理上患得患失、行动上犹豫不决、战略上摇摆不定,就容易随波逐流、进退失据,乃至丧失行动能力,错失发展机遇。
总之,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捷径可走”,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路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因此,坚持正确的战略方向,在坚持正确战略方向的同时,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随时准备应付发展中的迂回曲折,并坚定地走好迂回曲折的路子,是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组织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
跟毛泽东学战略•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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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匠客工程机械
战略是曲线,战略是间接,战略是迂回,战略是弯路。
“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是理论上的。
从战略角度讲,通往罗马最笔直的那条路上,一定是埋伏了太多的敌人,埋满了太多的地雷。
1935年11月5日,在成功结束万里长征,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时,毛泽东向随行将士讲话,对长征做了系统总结: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367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那就是从江西向西北陕北的一条西北方向的直线,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红军长征走过的详细路线,那是一条在无数迂回曲折中之中,在曲线中走出的直线。
华为总裁任正非曾经说过,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并不是一条直线,也许是不断左右摇摆的曲线,在某些时段来说,还会划一个圈,但是我们离得远一些或粗一些来看,它的方向仍是紧紧地指着前方。
熟读《毛选》并且活学活用的任正非,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也是当今中国最杰出的战略家和企业家。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因此,战略的正确首先是方向的正确,但方向的正确,只能是大致的正确,而非是用三角板在地图上画出笔直直线式的正确。
纵观红军长征万里大转移,转移的方向到底是去哪里?其实是经历的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
在血战湘江,红军主力部队由8.6万人锐减到3人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否决了原定的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因为,蒋介石已经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了20万军队,设置了四道防堵线,准备好了“大口袋”等待红军往里钻。
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从放弃在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到计划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再到计划在程度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再计划到甘南建立根据地,一直到最后将革命的大本营奠基陕北。
在寻求新的根据地建设目标上,红军就像“四渡赤水”一样,走过了一个曲曲折折的过程。
但是,正如任正非所说,红军场长征“往北走”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并不是一条直线,是不断左右摇摆的曲线,在某些时段来说,还会划一个圈。
学习研究毛泽东以迂为直的战略思想,我们会有以下启发和教义:
第一,大方向一定要正确。
一个组织的发展,之所以“不能以战术的勤奋弥补战略的懒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方向的正确。
一旦方向错了,执行力越是强大,那么和失败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
所以毛泽东给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是: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首先是“方向”,“方向”错了,全盘皆输。
在前几年互联网思维如日中天,被无数企业奉为“圭臬”的时候,拥有清醒战略头脑的任正非不为此所动,并不断的告诫华为的高管,不要迷信互联网思维,要坚信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管道”会越来越粗,粗的就像“太平洋”。
正是任正非在战略方向上的正确判断,才使华为的航船没有偏离“战略的主航道”。
第二,在坚持大方向一定要正确的前提下,要允许试错,要允许暂时的局部的曲折。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但人性的弱点是,即便明明知道正确的“大方向”,但面对现实的“曲折”时,依然会有动摇,会有怨气,会有犹疑,会有徘徊。
所以,即便如林彪那样高水平的将领,面对迂回曲折“尽走弓背路”时,不但发出抱怨,竟然给中央写了“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糊涂的信。
为了让大家明白“以迂为直”、“迂回曲折”、“走弓背路”的战略道理,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曾亲笔写过一张《行军告示》: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
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
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
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
针对要允许战术上“犯错”和“试错”,熟读《毛选》的任正非说:
不以成败论英雄,从失败中提取成功的因子,总结,肯定,表扬,使探索持续不断。对未来的探索本来就没有“失败”这个名词,不完美的英雄,也是英雄。
鼓舞人们不断地献身科学,不断地探索,使“失败”的人才、经验继续留在我们的队伍里,我们会更成熟,我们要理解歪瓜裂枣,允许黑天鹅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起来。
第三,要拥有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
越是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走白天路、黑夜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人越是容易迷失方向。
正如古诗所云: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山穷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想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除了必须要拥有科学的战略思维和正确的战略方向之外,关键是要在组织的内部形成学习战略和研究战略的浓厚风气,培养干部员工善于将自己的工作的局部,放到组织战略的全局上去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的好习惯。
正如毛泽东所说: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
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努力“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在此基础上,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战略定力:
战略定力问题,是一个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社会全面开放,国内国外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甚至各种奇谈怪论多的很,众说纷纭,泥沙俱下,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在这样的复杂环境里,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定力是很要紧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就容易出现心理上患得患失、行动上犹豫不决、战略上摇摆不定,就容易随波逐流、进退失据,乃至丧失行动能力,错失发展机遇。
总之,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捷径可走”,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路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因此,坚持正确的战略方向,在坚持正确战略方向的同时,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随时准备应付发展中的迂回曲折,并坚定地走好迂回曲折的路子,是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组织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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