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既是“顶层设计+底线思维”的逻辑，又是“立足最坏+争取最好”的统一。
为什么？因为无论是战争还是竞争，不完全遵循着“逻辑推导出来的规律”，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统计出来的概然性的规律”。所谓“概然性”，用今天的时髦语汇讲，就是“不确定性”。
因此，战略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从不确定”中找出相对的确定，就是从“概然性”中找出一定的“规律性”来。
针对于战略的“概然性”或者是“不确定”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
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
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
然而，所谓的“概然性”和“不确定性”，并非是“完全不可知性”。毛泽东又说，“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
“战争的特性”尽管“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
那么如何才能从“概然性”和“不确定性”中找出“确定性”，从而完成战略的使命呢？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收获：
第一，通过科学地分析敌我双方现实矛盾，从而正确地估计战争发展的各种可能。
现实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就有什么样的可能。如果现实中并不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矛盾，那么有这种矛盾所决定的可能性也就绝不会存在，这就叫做不可能。
只有正确地区分可能与不可能，我们才能有效地制定战略和策略，才能有效地进行斗争。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曾经对如何“科学地分析敌我双方现实矛盾，从而正确地估计战争发展的各种可能”做过精彩的论述：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
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
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
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第二，在立足最坏的情况，争取最好结果的基础上，凡事做“三套”方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分析战争现实情况，估计战争发展的各种可能性，目的是要充分发挥“战争指导”在战争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过程中所起着的巨大作用，将可能性转化现实性。
《孙子兵法》“九变篇”中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说的就是战争中客观地存在着有利和有害两种方面，好和害两种可能。战争的指导者必须要在对两种可能做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实施趋利避害的战争指导。
读毛泽东大量的军事著作，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在重大军事决策上，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凡事必有三套方案，即Plan A，Plan B，Plan C，对军事行动中可能出现的最好情况、最坏情况、不好不坏情况，进行充分地估计，在充分估计地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和解决方案，从而做到万无一失。
例如关于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8月26日，毛泽东在给华东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
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
毛泽东要求，要首先争取第一种情况，其次争取第二种情况，又其次是必须有办法应付第三种情况。
正是由于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凡事必有三套方案，即Plan A，Plan B，Plan C，毛泽东将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变成了胜利的“确定性”。
相反，从国共对决的著名战役中，我们会发现蒋介石的作战方案常常只有一套，对即将开始的战局估计既简单乐观，又缺乏在最坏可能情况下的充分预案。国共“两位”最高统帅战略水平的高下，一目了然。
第三，在战略谋划中，要坚持将“底线思维”和“顶层设计”相结合。
一个优秀的战略家，不仅需要顶层思维，登高望远，争取最好前途；还需要底线思维，估计充分，做好最坏准备。
如此则全局在握，既不会因一时困难而消极悲观，也不会因暂时胜利冲昏头脑。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既善于进行“顶层设计”，又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大师。
有关于毛泽东如何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的文章，笔者已经在其他篇章中做过了大量总结，本文主要是对毛泽东的“底线思维”进行相关分析。
1945年5月，面对抗战即将胜利的局面，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结论”中，一口气列举了可能出现的“十七条困难”，强调要“准备吃亏”，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在列举这些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还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设想的这十七条困难是：第1、外国大骂；第2、国内大骂；第3、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4、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第5、伪军欢迎蒋介石；第6、爆发内战；第7、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8、“不承认波兰”，即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9、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10、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11、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12、 经济困难；第13、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14、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15、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16、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17、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总之，“不确定性”和“概然性”是我们进行战略筹划和战略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而且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不断推进，我们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和“概然性”还会更多。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立足最坏，争取最好”的战略思维和方法，我们就会成功地破解一个又一个所谓的“黑天鹅”和“灰犀牛”，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工程机械与维修
今日工程机械
跟毛泽东学战略•立足最坏争取最好
匠客工程机械 评论(0)
来源：匠客工程机械
战略既是“顶层设计+底线思维”的逻辑，又是“立足最坏+争取最好”的统一。
为什么？因为无论是战争还是竞争，不完全遵循着“逻辑推导出来的规律”，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统计出来的概然性的规律”。所谓“概然性”，用今天的时髦语汇讲，就是“不确定性”。
因此，战略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从不确定”中找出相对的确定，就是从“概然性”中找出一定的“规律性”来。
针对于战略的“概然性”或者是“不确定”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
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
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
然而，所谓的“概然性”和“不确定性”，并非是“完全不可知性”。毛泽东又说，“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
“战争的特性”尽管“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
那么如何才能从“概然性”和“不确定性”中找出“确定性”，从而完成战略的使命呢？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收获：
第一，通过科学地分析敌我双方现实矛盾，从而正确地估计战争发展的各种可能。
现实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就有什么样的可能。如果现实中并不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矛盾，那么有这种矛盾所决定的可能性也就绝不会存在，这就叫做不可能。
只有正确地区分可能与不可能，我们才能有效地制定战略和策略，才能有效地进行斗争。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曾经对如何“科学地分析敌我双方现实矛盾，从而正确地估计战争发展的各种可能”做过精彩的论述：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
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
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
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第二，在立足最坏的情况，争取最好结果的基础上，凡事做“三套”方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分析战争现实情况，估计战争发展的各种可能性，目的是要充分发挥“战争指导”在战争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过程中所起着的巨大作用，将可能性转化现实性。
《孙子兵法》“九变篇”中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说的就是战争中客观地存在着有利和有害两种方面，好和害两种可能。战争的指导者必须要在对两种可能做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实施趋利避害的战争指导。
读毛泽东大量的军事著作，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在重大军事决策上，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凡事必有三套方案，即Plan A，Plan B，Plan C，对军事行动中可能出现的最好情况、最坏情况、不好不坏情况，进行充分地估计，在充分估计地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和解决方案，从而做到万无一失。
例如关于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8月26日，毛泽东在给华东野战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
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
毛泽东要求，要首先争取第一种情况，其次争取第二种情况，又其次是必须有办法应付第三种情况。
正是由于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凡事必有三套方案，即Plan A，Plan B，Plan C，毛泽东将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变成了胜利的“确定性”。
相反，从国共对决的著名战役中，我们会发现蒋介石的作战方案常常只有一套，对即将开始的战局估计既简单乐观，又缺乏在最坏可能情况下的充分预案。国共“两位”最高统帅战略水平的高下，一目了然。
第三，在战略谋划中，要坚持将“底线思维”和“顶层设计”相结合。
一个优秀的战略家，不仅需要顶层思维，登高望远，争取最好前途；还需要底线思维，估计充分，做好最坏准备。
如此则全局在握，既不会因一时困难而消极悲观，也不会因暂时胜利冲昏头脑。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既善于进行“顶层设计”，又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大师。
有关于毛泽东如何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的文章，笔者已经在其他篇章中做过了大量总结，本文主要是对毛泽东的“底线思维”进行相关分析。
1945年5月，面对抗战即将胜利的局面，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结论”中，一口气列举了可能出现的“十七条困难”，强调要“准备吃亏”，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在列举这些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还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设想的这十七条困难是：第1、外国大骂；第2、国内大骂；第3、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4、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第5、伪军欢迎蒋介石；第6、爆发内战；第7、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8、“不承认波兰”，即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9、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10、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11、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12、 经济困难；第13、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14、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15、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16、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17、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总之，“不确定性”和“概然性”是我们进行战略筹划和战略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而且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不断推进，我们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和“概然性”还会更多。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立足最坏，争取最好”的战略思维和方法，我们就会成功地破解一个又一个所谓的“黑天鹅”和“灰犀牛”，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敬请关注 《工程机械与维修》&《今日工程机械》 官方微信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工程机械与维修》与《今日工程机械》官方微信